吕红兵委员：加快低空经济立法，告别“野蛮生长” | 圆象低空消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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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议核心：为“向天空要GDP”立规矩
定位：从“无序试错”到“有矩发展”
吕红兵指出，无人机已从“玩具”变成物流配送、医疗急救、城市巡检、农业测绘等领域的“空中工具”，但现行法规主要基于传统民用航空框架，面对主体多元、业态多样、技术迭代迅速的低空经济显得“力不从心”。他强调，如果过去一定程度上的“无序”尚属产业初期试错，那么现在的“无矩”就可能成为发展拦路虎，必须通过产业促进型立法来既激励创新、又规范行为。空域权属：明确“国家对低空空域的所有权”
他提出，现行民用航空法、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，乃至宪法、民法典，都未对低空空域归属作出明确规定。建议在低空经济促进立法中，直接规定国家对低空空域的所有权，从源头上厘清“脚下的天是谁的”，为后续空域使用、流转、管理打下法理基础。安全红线：确立“安全为先”原则
吕红兵强调，“安全是发展的底线”，应依法确立安全为先原则，坚持“管得住”才能“放得开”，并将这一原则贯穿到航空器制造与登记、运营方资质许可、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、交通规则制定与监管、数据采集与合规等全链条。特别提到，低空飞行器运行中产生海量数据，目前在数据安全方面主要依赖民航数据管理办法等层级较低的文件，亟需通过“大法”方式提升法律层级、细化规则。高度与分类：厘清“低空到底有多高”
针对实践中常以“真高1000米以下”作为低空参考标准，他建议在立法中结合真高、标高等概念，明确低空空域的绝对高度界定，并以“不影响民航公共运输飞行为原则”来拓展低空空域范围，在保障大航空安全的前提下，最大化低空经济发展空间。管理权限：为地方“事权”留下制度空间
他分析，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规定国家空中交通管理机构统一管理空域资源，但相关条款为低空空域管理留下了灵活的制度安排空间。结合合肥、深圳等城市在eVTOL试点中获得部分600米以下空域管理权下放的实践，建议将低空空域使用作为国家空管机构授权下的地方事权，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和规范。
二、行业解读：从“野蛮生长”走向“法治耕耘”的转折点
现实背景：应用跑得快，规则跟不上
报道以中国海油在北部湾41座海上平台规模化应用无人机为例，指出低空经济已在海上油田巡检、物流配送等场景实现效率提升30%以上的显著效果，应用端“飞得很快”。但繁荣背后，空域资源紧张、管理难度加大、权利边界不清、数据安全风险凸显等问题突出，亟需通过立法来统一规则、稳定预期。立法模式：侧重“促进型”，而非“管制型”
吕红兵多次强调，这一领域的基本法宜采用更侧重促进型的立法模式，在规范行为的同时，重点通过制度激励来引导技术创新、产业集聚和场景应用，避免过度管制扼杀新业态活力。与其他代表建议形成“组合拳”
在同一报道中，何小鹏、冯兴亚等代表分别从空域管理权限下放、低空数字空域图与航线网络规划、飞行汽车税收政策等角度提出建议，与吕红兵的立法主张形成互补，共同构成“法律+政策+规划+财税”的系统推进方案。
三、影响与意义：为万亿级低空市场装上“法治压舱石”
稳定预期：给资本和企业一颗“定心丸”
明确空域权属、安全红线和监管框架，有利于降低企业和资本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，让投资者敢于长期投入，让运营商敢于大规模铺设航线、建设基础设施。
地方探索：为“因地制宜”预留空间
通过立法形式确认低空空域管理的授权机制，有利于在中央统一安全底线的前提下，鼓励地方根据产业基础和空域条件进行差异化试点，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制度经验。
数据安全：把“数据红线”划在前面
将低空飞行器采集、处理的数据安全纳入法治轨道，有助于避免后续在隐私、国家安全、数据权属等方面的“翻烧饼”式治理，为低空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打下制度基础。
评估维度：
✅ 议题高度契合两会热点：低空经济被视作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，立法建议直指制度短板，具有高度政策敏感性和舆论关注度。
✅ 媒体集中报道：新民晚报、腾讯新闻等多家媒体以“告别‘野蛮生长’”等鲜明标题进行报道，传播效果强。
✅ 与其他代表建议联动：与何小鹏、冯兴亚等产业界代表的建议形成呼应，共同塑造“立体交通”法治蓝图，放大了整体舆情热度。